想深度了解北捷事件,请丢开电视遥控器,让我们自己去找专家

425浏览 分类:方面探索 2020-07-10

公众场合的随机杀人事件,在台湾是相当晚近才出现的一种犯罪行为。而或许由于前几次事件所造成的伤亡数字不大,引起的关注程度亦有限,我们的社会舆论,其实并没有非常深入地去讨论这些罪行的背景原因与社会的因应之道。

也因此,当郑捷案这种符合西方犯罪学者所谓「大量杀人」(mass murder)定义的事件,真正在国内发生的时候,我们立时显得措手不及。在没有前例可究的情况底下,台湾社会对于这类事件的认识,整体而言其实非常不足,学术搜寻引擎或者出版市场当中,所能得见的论述也都相当有限。

普遍来说,我们脑海中关于大量、随机杀人案的联想,多半会牵扯到邻国日本,或者是校园滥射事件(school shooting)时有所闻的美国,乃至于2011年发生在挪威的一场血腥屠杀。而若欲理解、谈论这样的社会问题,我们或许也可以从外国的经验当中,找到一些思想上的帮助。

「大量杀人」的犯罪案,在美国起始的相当早(例见1927年的美国贝斯联合学校爆炸案)。特别是能够轻易製造大量伤亡的枪枝开放民间持有,这对于随机滥射事件的发生,无疑有推波助澜之嫌。或也因为同类型事件的高发生率,美国的犯罪心理学与精神医学研究者,出版了不少相关的着作,都在谈论大量、随机杀人的犯行成因与因应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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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可贵的是,许多这些学者也会在热门的新闻网站上,将自己与其他同行的研究心得,转化为大众语言,增益公共讨论的质量。在2012年的美国奥罗拉戏院滥射事件过后,许多知识分子亦曾于The Huffington Post等知名新闻网站当中,针对相关议题做过一系列的讨论。其中一些内容,或值得我们在谈论郑捷案的时候,做为参考、借鉴。

外国新闻网站上关于大量杀人事件的一些讨论

奥罗拉戏院滥射事件发生在美国时间2012年7月,当着名电影《黑暗骑士:黎明昇起》在科罗拉多州奥罗拉市的一间戏院首映时,嫌犯James Eagan Holmes忽然掷出烟雾弹,并以半自动步枪、霰弹枪等武器向满座观众开火滥射,造成12死58伤的惨剧。警察虽在两分钟内迅速地赶抵现场,并顺利逮捕了自称「小丑」(即《黑暗骑士》系列电影首部曲当中的反派角色)的Holmes,仍未能阻止强大火力在瞬间造成的严重死伤。

奥罗拉事件也是典型的「大量杀人」之一。犯罪心理学者虽然长年蒐集、研究这类案例,并试图找出防治方法,但遗憾的是,许多学者都不约而同地承认:在这种随机、大量杀人行为的研究分析与实务工作当中,学术前进的步伐,仍相当有限。

曾以「大量杀人」为主题出版过诸多论着的知名学者Jack Levin,便曾在The Huffington Post的一篇专栏文章当中,谈论了一些困难处。他指出两个核心问题:第一,在防治上,即便我们能为曾经发生大量杀人事件的公共场所加强防範(例如为校园加装金属探测器、为电影院加派警力),但只要歹徒有意造成大量伤亡,随时可以找到各种人潮密集的地方执行其计画。第二,在预警上,即便我们能以后见之明,指认出嫌犯在事前透露出的一些徵兆,但人们却很难在事件真正发生前,将他们察知的蛛丝马迹,连结到一场即将发生的随机滥杀行动。

另一些心理学者也透露出同样的无力感。在2008年维吉尼亚理工滥射事件发生后,科学新闻网站LiveScience的一篇文章访谈了诸多专业人士的意见。而几位心理学家都指出:即便我们能够从诸多个案研究当中,归纳出嫌犯共同的性格特徵、人生经验甚或心理问题的倾向,但这些结论在实务上并不具有太大的意义,因为拥有相仿特质的人比比皆是,但绝大多数人都不会成为大量杀人的兇手,简单的标籤化,对于真正的犯罪防治其实并无帮助。

在2012的奥罗拉事件里面,LiveScience也再度针对大量杀人犯的预警问题,询问诸多专家的意见,他们得到的结论,仍旧无法令人感到振奋。任教于天普大学的心理学家、曾任美国心理学会主席的Frank Farley指出:心理学家的实验与理论可以回答普通情境里的问题,但对极端的案例则不一定有效。而从科学角度来说,可供心理学家进行研究的「大量杀人」事件不多,许多个案如奥罗拉滥射事件,足以参照的资讯也显得不足。

另一方面,杜克大学精神病学系的退休教授Allen Frances更曾绝望地在他的文章当中断言:我们永远无法确知大量杀人者的动机,或者能够把这些潜在的罪犯从拥有相仿动机与经验的人群当中预先挑拣出来,我们也根本无法预测谁会在什幺时候犯下滥杀罪行。

Frances的见解虽不见得是心理学者的绝对共识,但「大量杀人」的研究确实不易进行。曾为这一论题投注诸多心力的纽约上州医学大学医师James L. Knoll IV,在最近一篇回顾性质的文章当中,具体地谈到了心理学家在研究上的侷限:除了「大量杀人」的案例过少,许多犯罪者其实都未能在事件当中存活下来(当场被格毙以外,也因为有些大量杀人的犯罪行为模式是「杀人后自杀 Homicide-Suicide」)。而即便研究者可以访谈到犯罪行为人,他们也可能为了后来的法律利益,拒绝诚实以对。

儘管Knoll在实务上同样赞成大量、随机杀人行为的预测与防治难之又难,但他认为我们仍保有一线希望。2012年11月,在奥罗拉事件发生不久后,美国密苏里州波利瓦尔市的警察,逮捕了一名同样意图在电影院里发动屠杀的20岁男子Blaec Lammers,这名未遂犯除了对犯罪计画坦承不讳以外,警方并且发现他所持有的武器与奥罗拉滥射事件的兇嫌相仿,显见他亦有效法奥罗拉案的意图。然而,警方所接获的明确情资,其实来自于Lammers的母亲,她的通报是阻止此一案件发生的关键,否则,电影院内滥射无辜的惨剧势将再度上演。

据此,Knoll于一篇较通俗性的文章当中指出:在大量杀人的犯罪防治问题上,近亲好友最可能在事前掌握到犯罪者无意间洩漏的明确警讯,他们的即时通报是至为重要的关键,而社会必须让这些人知道可以向那些单位求助。另一方面,鉴于Lammers所表现出的模仿倾向,传媒之于「大量杀人事件」的报导,应建立起共同规範,勿使新闻将犯人英雄化或妖魔化,或能有效遏止模仿效应的扩散。

另外还有一些学者对于「大量杀人」的预防也持较乐观的看法。心理学家Raj Persaud与Ramón Spaaij撰文介绍了同行Peter Langman的研究,Langman发现,在他所蒐集的十个大量杀人犯罪案例当中,有一半的犯罪者都表现出精神分裂谱系的疾患(schizophrenia-spectrum disorders,我使用的这个译名来自于台湾精神医学会)。

Persaud与Spaaij认为:只要能够对大量随机杀人犯的心理状态有更细緻的认识,人们或许还是有机会循着更多特定的线索,在这类犯罪的预警上变得更加敏感。该文另外介绍了Paul Mullen等人的研究,他们的论文从数个大量杀人案例的分析当中发现:这些罪行的发生,很可能受到了媒体对同类案件报导的影响。论文因此也建议:传媒应建立起大量杀人事件的报导规範,以防止新闻本身成为下一场悲剧的催化剂。

Persaud与Spaaij的另一篇文章则谈到了所谓「暴力电玩」与大量杀人犯行之间的关联性。2011年挪威的屠杀事件发生后,兇嫌自承是知名游戏《魔兽世界》与《决胜时刻》的重度玩家,这两款游戏都被认为具有程度不等的「暴力」内容,也因此掀起了电玩是否触发暴力行为的争论(同主题的辩论,读者另可参见郑国威的〈科学辩论:暴力电玩对未成年人的影响〉)。

Persaud与Spaaij的文章虽然着重于虚拟世界如何反映真实人格的研究发现,但他们也谈到:一些研究曾指出电玩不仅不是助长暴力的因素,还可能吸收(absorb)了或将发生于真实世界的暴力行为。另外,线上游戏的玩家族群,也并不如同刻板印象所描绘的那样,都是懵懂无知的小鬼头。他们的分布範围从家庭主妇到各行各业的从业人员,几乎无所不在。若把电玩暴力与青少年问题划上等号,并不是一种正确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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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郑捷案,很多人的第一个反应都是哀叹「社会病了」。而如果我们真的打算找到「社会的病因」,以及针对这类案件的因应之道,那幺,形成一个良性的公共讨论显然是必要的。鉴于台湾未曾遭遇像郑捷案这样的大量、随机杀人事件,我们可以参考其他国家在同类议题上曾经发展过的讨论,并藉以辨识出目前有关郑捷案的媒体资讯与各方意见,哪些是值得谈论的焦点,哪些又是应当被忽略的旁支问题。

上文简单挑拣了一些国外新闻网站的内容,它们当然只佔总体舆论的一小部分,但其中一些意见,仍可为我们对郑捷案的认识带来帮助。

首先,心理学者大抵认同:目前没有一种科学方法可以準确地预测与防止大量、随机杀人案的发生,但随着学术研究的继续前进,我们对于这类罪犯的心理状态,仍可能有更深入的发现与了解。另外,也有实例证明:当人们掌握了嫌犯所透露的明确警讯并预做通报时,确实可以阻止类似案件的发生。

实际上,如同前面所谈到的Blaec Lammers一样,国外的一些「大量杀人」案例(例如维吉尼亚事件的兇手赵承熙),在事件发生前都曾透露出一定程度的警讯。同样的,在郑捷案发生以前,他的国中同窗好友曾获得预警,郑所就读的东海大学也曾接获匿名电话的通报,而校方确曾做出相应的处置,可惜所有这些一闪而逝的机会,都无法挽回后来的悲剧。

郑捷案可能暴露了大学校园对于学生的心理辅导机制仍有改善空间,前述学者如Knoll等人亦曾建议:若欲降低「大量杀人」的发生率,发展更完善的心理卫生政策与体系,可能有助于针对特定个案做到更好的适时介入与风险评估。就目前的情况而言,郑捷案意外加速了《学生辅导法》的立法进程,这应当是个好的转变。然而,如同东吴大学法律系教授胡博砚的观点,我们也应当持续关注大学对于学生的实质关怀工作,是否在立法后就能摆脱目前的人力不足、素质参差等窘况,而真正得到落实。

第二,郑捷案发生后,《民报》在第一时间所发出的媒体节制呼吁,在社群网站上获得了高度的分享与认同。而若参照前引文章,那幺针对大量、随机杀人案件的报导规範,确实非常重要。实际上,《民报》所言不只是基于模仿理论的一种片面推衍而已,如果既有的研究已显示出「大量杀人」与传媒在同类案件报导上的推波助澜有关,那幺这些研究成果(以及身体一向很诚实的苹果日报)就很值得注意。《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报导提供了有关的建议,其中一些作法或许显得保守,但不失其参考价值。

第三,如果连专业心理学者都认为「大量杀人」的成因极端複杂,那幺绝大部分有关郑捷的片面猜测与联想,其实很难提供确定的线索。反过来,许多这类言论除了製造无谓的标籤与对立以外,对于我们的公共讨论,或许不会有任何帮助。

郑捷案发生后,台湾部分的传媒仍旧展现了他们令人厌烦的一面,许多媒体迫不及待地要在郑捷的寝室门联、喜爱的电玩游戏等枝节上做文章。问题是:全台各大学男宿的寝室门口都有很多相仿的装饰(媒体也显然并不熟悉流行于这个世代的「为什幺要放弃治疗?」玩笑),我们随便都可以在网路上找到同样难笑的例子。而一间多人寝室门外张贴的对联如果可以连结到住宿者的犯行,按照这种逻辑,郑捷的同寝室友恐怕也要受到无谓的牵连与怀疑。

再者,郑捷声称喜爱的两款电玩《英雄联盟》与《神魔之塔》,一来其内容与「暴力杀人游戏」实在有段距离,二来其玩家数目全世界加总起来大致在数千万之谱,如果这两款相对温和的电玩作品确为製造青少年杀人兇犯的祸因,只怕这数千万玩家的犯罪已然翻天覆地,地球也早就被更多更「暴力」的电玩游戏给毁灭了吧。

两年前,当台湾的电子竞技队伍夺得《英雄联盟》世界冠军的时候,媒体可是用夺冠凯旋、光荣回台一类的字眼在谈论这些「电玩小子」。同样的一款游戏,拿世界冠军的被说成是「用手中的键盘站上世界舞台」,电玩产业在这种时候就需要政府的鼓励与支持。两年后,数千万玩家里面出现了一个犯下重大兇案的杀人犯,电玩又立刻被暗示为「打打杀杀造成暴力倾向」的祸因。传媒对新闻素材的把握与捏塑,可见一斑。

电玩与暴力或其他社会问题的关联性,当然可以、也应该被讨论,但讨论绝不可能藉由这样的新闻方法被实践。而阅听大众里头,若有父母轻信这些报导,回头跟孩子争吵游戏里的「暴力」问题,恐怕只会掀起无中生有的世代战争,让倒楣的青少年族群在大翻白眼之余,益加确信传媒果真是台湾的正宗乱源。

更可怪的是,在郑捷案发生后,一些政治人物与媒体名嘴也忽然化身心理学家,大肆臆测郑捷案是三月学运的涟漪效应所致,或者把电玩中的杀人与郑捷行为的连结阐述为一种不证自明的关係。我们甚至可以看到有人把郑捷的偏差归因于现代社运的「公民不服从」理念(参见警察大学教授叶毓兰的言论),这种重大发现完全应该登上国际学术期刊,让全世界的政治与心理学者长长见识(我是认真的,如果「公民不服从」真的能够被推导到「大量杀人」,这绝对会是国际级的学术……新闻)。

我们当然可以、也应该藉由谈论一个青年罪犯的「製造过程」,来集体反省一个社会可能存在的问题;而从各种立场出发的意见乃至于延伸推论,或也可以增益这一讨论的质量。然而,这并不代表北捷事件可以与任何被随意把握的概念连结在一起。如果我们只是在运用个人的浮泛想像来「创作郑捷」,那并不能为公共讨论创造出任何意义。

想深度了解北捷事件,请丢开电视遥控器,让我们自己去找专家

这篇文章的简单结论是:如果我们真的想要在集体缺乏认识基础的情况下,了解关于一个大量随机杀人兇手的心理学、犯罪学乃至公共政策问题,那幺求教专家会是最有效率的途径(根据这个想法,我推荐《台湾醒报》的这则报导)。而如果新闻频道与谈话性节目里头没法看见专家,那幺我的建议是转到公视或其他优质的节目或频道去碰碰运气,或者乾脆丢开电视遥控器,让我们自己去找专家。

「大量杀人」在国外有许多经验与讨论值得参阅,本文只能在新闻瀚海当中做部分的、片面的挑拣,而随着郑捷案的后续效应,可以预见还会有更多有益的资讯或着作被引介到国内,增益我们对这一议题的认识。

但在这之前,我们应当注意:任何一个类似郑捷这样的极端案例都非常複杂,心理学家还没有找到一种简单的原因可以完整解释大量、随机杀人者的心理结构。而实际上,我们对于郑捷的简单归纳,或许都只是在满足我们自己对社会问题的片面想像。诸如「电玩造成暴力倾向」或「学运造成杀人兇手」的论调,在缺乏充足论证的情况底下,其实就只是在反映言说者自己原先对电玩与学运持有的负面观感而已。

如同吴易澄医师所言,将问题推诿于简单的原因,除了不负责任以外,也限缩了真正认识问题的空间,并且深化无谓的对立。如果我们不是只想找到一个「非我族类」的标籤来满足自我的安全感,而是真的打算要认识郑捷与他所代表的意义,找寻问题的根源与因应之道,那幺,还会有更多来自专业领域的意见,值得我们离开乱七八糟的新闻台,进一步地去查访、谘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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